文字编辑招聘万历矿税与河南矿业——以矿盗为中心的探究-陈老师说历史

万历矿税与河南矿业——以矿盗为中心的探究-陈老师说历史
前言
有关万历矿税及河南矿业的问题,学界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杨涛的《明朝万历年间矿税大兴原因初探》从皇帝的个性、商品经济发展等方面阐明了明神宗时期矿税在全国范围兴起的原因[1];杨三寿的《万历矿税大兴对官员的残害及其影响》[2]《万历矿税大兴起止时间考》[3]整体上对矿税在全国范围兴起的时间、所在官员和地方的残害及剥削进行了分析,以上这三篇文章对河南的人民生活和矿业关注较少;刘利平的《明代盗矿问题研究》从矿产、矿政以及政府的应对等方面出发,对盗矿的原因、特点和影响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虽然提出矿业政策和市场规律之间的矛盾,但对此问题没有仔细探究,万历及之后的矿业政策探究也较为粗略,并且忽略了灾荒对矿政和矿盗活动的影响[4];张玉娟的《明清时期河南省级官员施政研究》虽涉及到了明代盗矿问题,但重点集中在朝廷官员对盗矿的应对、施政等方面。[5]
从以上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学界对明矿税的研究主要是在矿税的原因、表现、影响方面做整体性的研究,或是着重对云南、河北以及京城附近等地区的研究,对河南地区的关注相对较少。本文即从矿盗这个群体出发,探究矿税与河南矿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联系,着重对矿盗活动与河南矿业的影响做尝试性研究。
一、万历朝推行矿税的原因
万历朝矿税政策的推行与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奢侈享乐有很大的关系。《明史·食货六》中记载:万历皇帝越来越奢侈享乐,修建宫殿的提议越来越多,需要的费用数目庞大,珠宝等奢侈品的价格比以前上涨了很多倍。同时说“陛下好货成癖”[6]。“采造之事……至世宗、神宗为极。”[6](p1367)对比明王朝以前的君主采办的花费,到明世宗、明神宗这里达到了一个高峰。万历皇帝自身及皇家如此不计耗费的采办需要大量钱财的支撑,而内库的预算往往不够。“数年以来,御用不给,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6](p4090)皇帝贪财且宫廷皇家日常费用庞大,造成内库空虚,这是真实的情况。万历皇帝奢靡享乐导致从全国收取的供皇室使用的贡赋不够使用,这种情况下金湖政府网,供皇帝使用的内库空虚,只能暂且调用济边银来使用。[6](p1330)为了进一步满足皇帝对财富的贪婪和奢侈享乐从而得到皇帝的宠信,宦官和大臣争相向皇帝献银。[6](p7545)然而即便是这样,宦官和大臣的献银也是杯水车薪,于是有人打主意到了矿税的头上。

《明史》
明中后期,随着明朝社会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白银在商品货币流通中使用越来越广、地位也不断提升。白银和财富之间基本已经等同。而开矿取银刘佳妮微博,似乎是最快的取财之道。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皇宫中的乾清宫、坤宁宫两宫受灾,重建、维修需要不少的费用,而资金却一时无法拿出,大臣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禁军长官仲春想到了“开矿助大工”的办法。[7]仲春奏请用开矿来解决营建、维修宫殿需要的花费,这虽然是个不错的理由,但开矿牵连众多人的利益,不是一个奏疏皇帝就能拍板决定的,不久又有奏疏到了皇帝的面前,“以为利出天地之自然,可益国,勿病民,采之便。”采矿取的是天地自然的恩惠沈泉庄村,对国家有好处,还不会连累百姓,开矿是最好的选择。这几句话说到了万历皇帝的心坎里,于是“上遂从其言”[7](p1008)。

明神宗朱翊钧,执政后期荒于政事,因缺乏张居正这样的贤士应对督导、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自此不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强征矿税亦是在位期间被称为一大诟病,使明朝逐渐走向衰亡。
万历皇帝以身边的宦官为骨干,着手布置实施矿税政策。从万历二十四年秋天开始,在万历皇帝的支持下,宦官作为“矿监”,在京畿地区做简单的试点之后没多久,便推向河南、陕西以至全国。他们有的向过往商船征税,有的向市井商家店铺征税,有的霸占水域,有的作为矿监,名义上“取天地自然之利”,实为皇帝敛财。万历矿税的推行古加尼,是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白银地位提高的背景下,万历皇帝借助营修宫殿等名义推行矿税,向人民群众盘剥以保证奢侈享乐的一项措施。
二、矿税在河南地区的危害
河南地区物产丰饶,各种矿物储存比较丰富。如济源有铜矿,信阳市罗山县有银矿,嵩县、邓州产铅等等。而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金银,河南也有不少矿质较好的矿场。“河南砂金皆在洛水、伊水之上流,如嵩县之德亭、焦沟,西北之陶村、陶沟,均产砂金。”[8]《天工开物》一书中记载了洛阳市宜阳的赵保山、洛宁县的秋树坡、卢氏地区的高嘴儿和嵩县马槽山等地区的银矿。这些地区作者“皆称美矿”[9]。正因为有大量的矿产资源(特别是银矿),河南也在矿税政策的范围之内。

《明史纪事本末》是纪事本末体史书。清谷应泰(1620~1690)撰。记载始自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朱元璋起兵,止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下北京。把这300年间的重要史事,分为80个专题。
开矿在嘉靖朝已经有了实践,并有一个不理想的结果。嘉靖二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十年开采,得到白银两万八千余金,而政府调集工人、委任官职、派兵看守损耗的钱财超过了三万,开矿得到的财富还抵不上开销,更不说浪费的人力物力。这样的结果,《明史纪事本末》给了个“得不偿失”的评价蔡贵照。[7](p1006)前朝教训没有得到吸取,万历皇帝仍然推行矿税。果然,河南地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开矿,各种矛盾和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了。万历二十五年的四月,河南巡按姚思仁向朝廷上疏:“开采之弊,大可虑者有八……竭天下之力岛屿天光,亦无济于存亡矣。” [6](p1972-1973)姚思仁的奏疏向万历皇帝罗列了开矿带来的环境破坏、社会不稳、粮食不足、浪费资源、强买强卖、农田劳动力短缺、严刑峻法易激起民变等八项弊端,言明开矿既耗竭民力,又不利江山社稷。同时表示河南已经十分困顿疲惫,正常社会秩序受到了影响,没有什么能力再承受开采的祸害了。结果奏疏发往朝廷,没有得到皇帝批复。

万历野获编为明人笔记。三十卷,又有补遗四卷。明沈德符撰。德符字景倩﹐明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人。家世仕宦﹐随父寓於京邸。同当时士大夫及故家遗老﹑中官勋戚多有交往。近搜博览﹐博洽多闻﹐尤明於时事和朝章典故。功名不就回乡以後﹐将故所见闻﹐仿欧阳修《归田录》之体例﹐随笔记录。万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间撰成该书﹐二十卷﹐书名寓“野之所获”之意﹐四十七年又编成《续编》十卷(一说十二卷)。德符留心史事﹐颇具特识。该书记述起於明初﹐迄於万历末年 ,内容翔实,在明代笔记中堪称上乘之作。为研究明代历史重要史料。
由于开矿由矿监(多为宦官)负责,多数矿监趁机中饱私囊,鱼肉百姓。“矿税流毒,宇内已无寸尺净地。”[10]沈德符这样的记载,缪海梅虽然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但在客观上也反映了矿税对地方的毒害。礼部尚书冯琦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大致说明了开矿税所得财富的分配:“大略以十分为章,入于内帑者一,魁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11]矿银分为十份,只有一份入皇帝内库,其余被矿监税使私吞,皇帝为获得更多财富只得下令再次扩大采矿规模。有的矿监为了完成敛财任务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公开招募矿盗开采,把富民编做矿头来领导开采矿场,破坏正常的生产秩序,不给穷人和商家活路。矿监一方面与民争利,另一方面借开矿之机,向人民追逼、摊派矿税。如在河南地区的矿监宦官鲁坤对皇帝说矿银成色不好,分量不足,求皇帝下旨(不足的部分)均摊给当地政府和百姓。 [11](p1007)矿石品质不好,竟然要当地百姓均摊补足唐蕊,这种做法无疑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和对政府的不信任。当时的大学士沈一贯也承认“矿税名为收自然之利,实为强搜小民,名罔加派之苦,而实横剽于额外”。[12]打着收取大自然财富的幌子,实际上强行向当地百姓摊派,榨取百姓钱财、搜刮民脂民膏。万历二十四年户部郎中戴绍科为得到皇帝的宠信,向万历皇帝进献矿砂银,结果“自后进着踵至”。官员争相向皇帝进献矿银表忠求赏,势必更加大了对地方的剥削。无数农民破产失业,流离失所,矿盗滋生文字编辑招聘,地方关系渐趋紧张。大范围的开矿收税,破坏了河南地区百姓的正常生活,影响地方的安定,极大的损耗了明王朝的元气。

金花银是明代税粮折收的银两,主要用于皇帝赏赐,折放武官月俸。原意为足色而有金花的上好银两﹐又名折色银或京库折银。
明初征收赋税主要是实物﹐仅坑冶税有金银。夏税秋粮折收金银惟在陕西﹑浙江偶一行之﹐俱解南京供武臣俸﹐各边费用间亦取于其中。永乐迁都后﹐京师官员需持俸帖往南京支领俸米﹐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有时俸帖七八石﹐仅易银一两。于民于官均不利。为解决这一问题﹐宣德时江南巡抚周忱乃请检重额官田﹑极品下户税粮﹐准折纳金花银﹐每两当米四石﹐解京充俸﹐取得较好的效果。
矿税的施行对地方经济也有巨大影响。矿监税监到达地方后,“视商贾儒者肆为攘夺……穷乡僻坞,米盐鸡豚,皆令输税,所至数激民变”[6](p1320)。名义上他们是矿监,实际上比土匪还厉害,由于他们依靠国家权力巧立各种名目的盘剥和勒索,无论是商人还是平民,无论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是征税的对象,矿监们敲骨吸髓,甚至激起了民变,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手工业和商业渐渐萎缩。(万历三十九年八月)时任河南巡按曾用升上禀:“今天下民力竭矣,而中州尤甚……他省商税征之于商,中州之税征之于商者,不能十一……一蔬果一鸡豚之微,无不计物面以旨征榷之。”[13]曾用升的奏疏用数字清楚的说明了矿税前后税额的变化,河南地区税银原为一万五千余两,万历二十七年以后突然增加包税银七万余两,别的省税款与河南相比,不足河南十分之一。而剧烈增加的税额商业无法承担,便摊派到各行各业天门沟,甚至居民购买的一把蔬果,农民饲养的一只鸡一头猪都不放过。总体来说,矿税大兴期间矿监税使的活动使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百姓和工商业遭受了一次巨大的灾难,各地人民苦不堪言,生路难寻,同时造成矿盗活动渐趋频繁;而矿税在全国范围的兴起,矿监和税使随意盘剥和攫取,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萎缩,进而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而收入减少,政府势必再加重税,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三、矿业政策以及矿盗的发展
万历皇帝推行矿税引起了许多人的抵制。甚至有大臣上疏:“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6](p4047-4078)直接点出万历皇帝大开矿税,不只是聚拢财富、与民争利,矿监层层的盘剥,甚至严重影响了一些人的生存。许多人逼不得已,走上了边对抗政府、边偷采矿产的道路,这些人被朝廷称之为“矿盗”或者“矿徒”。当然矿盗这个群体,不是在明万历年间才形成的,明初,朝廷为了稳定社会经济和地方治安,保证正常生产生活开展,防止百姓“窃争而酿乱”,因此严禁采矿。但一些地区仍有流民聚集,以盗采为生计。
在社会渐渐稳定后,政府相对放松了矿业管制。如到了明英宗时期,朝廷曾下达政令:“各处山场园林湖池坑冶及花果树木等件原系民业,曾经官府采取,见有人看守及禁约者,自今听民采取,不许禁约。”[14]通过下诏书的方式,将部分山地、林场、矿场等国有资产下放民间,相当于相对放松了对矿产的禁约,允许百姓一定限度的进行采矿活动。在成化年间,河南内乡等地区“兵民盗采搆患”、“流民以窃矿聚,巡矿官吏莫敢谁何,至交通以分利。”[11](p308)卢氏、嵩县、永宁、内乡等县的偏远地区,流民因为盗矿聚集起来,相互勾结分取利益,当地官府不敢过问。可见在成化年间利为汇,河南矿盗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以盗矿为生,啸聚山林,甚至当地政府都不敢过问。到了万历年间,河南地区灾荒不断,如万历二十二年“二月,河南大雨,五谷不升,给事中杨东明绘《饥民图》以进”[6](p344)。多灾多难本就导致河南地区百姓十分困顿,阶级矛盾也比较尖锐,矿税在河南的施行,更是雪上加霜,万历朝重新开矿税严重影响了矿区人民的生计,导致矿盗群体的壮大。万历二十四年(1596)河南巡按姚思仁进行地方视察时,看到河南许多地区的百姓聚集起来成为矿盗,在矿区开矿以求生计,社会生产生活已经濒于混乱。万历四十四年,河南灵宝县附近聚集的矿盗甚至组织人手攻入县城进行抢劫,可见当地矿盗势头之盛。[13](p10318)
四、矿盗活动的影响
河南地区矿盗虽然聚众为乱对抗政府,盗采矿产以维持生计。但他们这个群体,在进行盗采等活动时自觉不自觉的对当地矿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
首先,他们虽然非法盗采矿产,但从客观上说,他们的生产活动开拓了新的矿区。河南内乡、卢氏等地区,“多有矿徒,专以凿山为业……人迹不到,即今之官采亦不敢及”[15]。明朝政府官办的矿场为了方便防卫、开采和管理,大多说情况下选择矿产资源集中以及交通便利之处,而那些深藏在高山险谷之中的矿产资源,官府或因为没有足够人手做调查和勘探,或因为路途艰险、困难重重而放弃了开采。矿盗们为了躲避政府的追捕和侵扰,恰恰比较倾向于选择到政府控制比较薄弱的深山僻岭,在这些地方寻找合适的地方进行开采。到了明代后期,豫西的内乡、召南以及卢氏等地已成了为远近出名的采矿基地,当然与矿盗们的仔细勘探和艰苦开发不可分割。他们在人烟稀少的偏僻山区进行矿产开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加速了边远山区的开发。虽说他们是政府眼中的“不法分子”,偷偷摸摸的进行活动,但毕竟人数众多,矿工需要吃喝等各种服务来维持日常生活,于是在矿区形成了专门为矿工服务的“服务区”:“商贾则酤者、屠者、渔者、采者,任其环居矿外。”[15](p121)酒家、屠户、渔夫等在矿区附近营业,矿业的发展和矿工的活动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

《容台集》明代诗文别集,董其昌(号容台)著。初刻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计有文集九卷,诗集四卷,别集四卷,集前有陈继儒作的序。《四库全书》存目依据此刻本著录,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又重新翻刻,增加二卷,计有文集十卷,诗集四卷,别集五卷,共十九卷,增加了黄道周、叶有声、沈鼎科的序,今也存有此刻本。
其次,矿盗的盗采活动和工作方式对矿业经营管理方式的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明朝的金银矿业名义上为官营,实则被皇家垄断。开采所得主要为皇帝和皇家服务,是明朝皇室收入的重要来源。[4](p11)明王朝在官营的矿场普遍由“矿场局”或者“炉局”负责操办。一方面,负责开采的人员有士兵、囚徒、贫民等,人员构成较为复杂,有时常进行轮换,他们没有熟练的技术,又缺乏开采、生产积极性,消极怠工、损耗原料等情况不可避免,极大影响了产量和质量宋茜昌珉。另一方面,部分官营矿场设立的时间较早,一些矿场经连年开采,矿的品质和数量逐渐下降,加之督办官员有时中饱私囊,开采产出的矿产可能达不到要求,而朝廷又规定必须缴纳足额银课,矿工深受其害。在这样的政策下,矿工逃跑、骚乱的状况时有发生。朝廷不得已调集军队驻守,进一步提高了采矿成本,显然,这种经营方式不利于矿业经济的发展。
与官办矿场情况相左,矿盗们在组织开矿活动时一般都采用雇佣方式,不需要朝廷派大量官兵驻守,空耗钱粮。“有顺天府昌平州怀柔县民胡臻等,家道殷实,专一出钱供给矿徒,在蓟州逸西接连平谷地名瀑水,偷矿为生。” [11](p928)组织者(胡臻)出钱、矿工出力,在这种类似当代社会雇佣关系的管理方式下,除去组织者多拿的,矿盗们能从盗采所得中分一部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工作时间长短与自身利益挂钩,因次矿工的工作意愿相对较高,能产生更好的效益。有部分常年入不敷出的官办矿场转为民营或到矿盗手中就重新焕发了生机。因此,矿盗组织的生产组织方式有利于推动当时矿业经营管理方式的发展变革。

记载中国明代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地理著作,120卷。明末清初顾炎武撰。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1639)后,即开始搜集史籍、实录 、方志及奏疏、文集中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料,并对其中所载山川要塞、风土民情作实地考察,以正得失。约于康熙初年编定成书,后又不断增改,终未定稿。该书先叙舆地山川总论,次叙南北直隶、十三布政使司。除记载舆地沿革外,所载赋役、屯垦、水利、漕运等资料相当丰富,是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史籍。原稿为清代藏书家黄丕烈收藏京城四少是谁,分34册,其中佚失第14册。现通行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
但是,矿盗构成复杂,也并非单纯盗矿,矿盗盗采活动,影响社会安定,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宛、洛之间矿徒在在而是。”[16]他们借口灾荒,肆行劫掠,以致村庄绝烟火,路途断行人,严重影响了洛阳至南阳之间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汝宁府信阳州地方军民杂处……请调守备南阳都指挥官,俾得专御盗贼,禁治银洞。”[7](p567)户部尚书程绍的奏章充分反映了河南地区矿盗的猖獗之势,信阳矿区人员成分复杂、奸盗滋生,为了防止骚乱,他请求派遣官兵逮捕盗贼,封禁治理矿洞,稳定地方秩序。这从侧面反映了矿盗活动影响社会稳定,不利于国家和社会安定。前面提到万历年间河南灵宝地区矿盗形成了武装组织,甚至冲击县城,威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更不利于正常经济生活的开展。
矿盗虽然有一定的组织性,但矿产开采缺乏目的性和计划性,容易造成大量的矿产资源浪费,影响矿业的可持续发展。“譬如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间草木取之即尽,而生之者随继……山间之土石,掘而去之则深而成穴,弃而去之则空而留迹。”[11](p612-613)一方面,山间草木砍伐虽然会自然生长,但矿盗没有计划、不合理的掠夺性开采依旧容易破坏矿区的植被,恶化生态环境,甚至容易酿成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土石和矿产不可再生,开采一点就少一点,不合理的开采极易造成浪费和损耗。由于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矿乏山崩,没死者甚重”的情况难以避免。[17]不计影响的过度盗采,又缺乏安全措施,矿工的人身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
五、结语
明万历年间,为满足自身奢侈享乐,万历皇帝派遣主要由宦官构成的矿监税使,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开展“矿税”政策。由于矿监税使的盘剥使河南等地区的百姓生活和社会经济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许多百姓破产失业,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矿盗,啸聚山林,以盗矿为生。对待矿盗活动与河南矿业及社会的关系,需要辩证看待:矿盗的活动虽然有推动山区开发、带动社会经济发展和矿业经营方式的变革的积极的一面,但同时矿盗盗采活动也有影响社会稳定、浪费自然资源、破坏环境、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消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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